保险公司需要提高竞争力 在五大体系中发挥作用

基于以上的分析，中国经济当前的减速相当大一部分原因是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高估造成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当前的减速是一个周期性的问题，而不全是短期无法克服的结构性问题。

各类具有隐性担保的金融产品推升了无风险利率水平，当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时银行风险偏好显著收缩，没有动机给企业贷款。第一，无论是PSL、MLF还是定向降准，货币或财政的数量型宽松政策本身对于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的帮助不大，反面例子请参考欧元区惨淡挣扎的经济状况，欧央行可是这方面的首创。

它在我国的两层具体含义是：一是杠杆向中央政府的转移，包括中央政府对于部分制造业行业债务的兜底以及对地方政府债务的兜底，二是杠杆的跨部门转移，对我国经济结构而言就是向居民部门的转移。(2)地方政府债务方面：在地方和中央政府的博弈中，可以确定的是，限制城投公司等影子政府的融资功能，将有利于打破政府隐性担保，重新界定政府信用，促进城投债等金融资产收益率的回归，从而割裂其与无风险利率的联系。我国债市无论是产品层次、市场规模都与美国相距甚远，而发行标准和筹资用途限制则要严格得多(美国债券发行主要遵循充分的信息披露，其他限定则相对宽容)。只有当宏观资金面收紧时，银行才会更多考虑风险性更低的家庭消费方向。危机爆发后，如何消化不良债务，降低杠杆率，控制和引导信贷良性恢复，自然作为紧迫问题摆上了各国案头。

路径4:定向调控杠杆结构，用行政手段切断非市场化部门加杠杆的渠道。未来的监管思路应强调对理财产品计提相应的风险敞口准备或充分披露风险，以打破刚性兑付、理财产品收益率充当无风险利率的局面，促进无风险利率的回归。第二，能不能在风险浮出水面的背景下，维持甚至增强国内外主体对中国经济与金融体系的信心?换句话说，能不能推动一些看似困难的结构性改革，重塑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 【当下资本账户不宜全面开放】 新京报：谈到资本账户开放，最近呼吁开放的声音很大,央行也有一些加快开放的政策,比如上海自贸区、前海特区、沪港通。

随着国内经济潜在增速的下降，内需也开始下行。我衷心希望，上述对为危机的预测能够变为杞人忧天。难道其他人都没有看到可能发生系统性风险吗? 张明：我并不是反对资本账户开放，只是认为开放的进程应该更加渐进、审慎和可控，从而使得中国政府保留管理异常资本流动的能力。您认为两年内，最有希望改变现状的改革是什么? 张明：第一类是金融部门的改革，例如人民币汇率和利率的市场化改革，以及民营金融机构的准入等;第二类是国企改革，例如混合所有制方面的改革。

新京报：对外部门呢? 张明：过去十多年，中国一直是国际收支双顺差。政治家为获得选票，向百姓许诺高福利。

此外，如果结构性改革推进不力以及应对危机举措不当，中国有可能爆发系统性金融风险。【改革重点应尽快从行政改革转移到经济改革】 新京报：你刚刚是提到了一个比较负面的情景，但如果改革顺利，那个良性闭环是什么样子? 张明：如果结构性改革能够得以推进，中国政府在资本账户的开放进程中采取审慎策略，那么我们不仅能够在未来一二十年实现较快的经济增长，而且避免危机的爆发。如果能够切实提高增长质量，哪怕GDP增速降到6%，我们也将会过得更好。所以说，当前的改革已经到了要直面这些痛苦的结构性改革的时候了，避重就轻不是一个好的策略。

尽管来自既得利益集团的阻力非常强大，但我们很欣喜地看到，新一届的领导班子的确有很大的勇气和决心来推进改革。如果一个人通过自己的努力，能够实现社会阶层的跃迁，这就是一个很好的社会。此次三中全会决议提到的混合所有制，包括近期石化企业的一些改革，就是一个很好的开始。只有这样做，才能真正实现经济增长动力向国内消费的转型。

然而我的看法是，通过开放贸易来倒逼改革是比较容易的，但通过开放金融来倒逼改革则会面临很多不确定性。爆发债务危机之后，一国政府面临两种选择，一是违约(债务重组)，欠债不还;二是靠通货膨胀来降低真实债务负担。

到一定程度后，就可能爆发债务危机。换句话说，就是获得一个单位的新增产出，需要投入几个单位的新增资本。

对于资本外流，央行会进行干预，但很难会做到百分之百地冲销。如果这样，市场就会更加担心政府的偿债能力，银行危机会变成对政府债务的担忧。老龄化社会意味着创新的下降、内需的下降、经济增速的下降。第二，推动资本账户的进一步开放，必须遵循一定的政策次序。譬如，他们认为，2001年中国加入WTO，就很好地推动了随后6年中国的银行业改革。新京报：你写过一本书叫《刀锋上起舞——直面危机的中国经济》，认为中国面临两种陷阱，为什么? 张明：这是一个比喻。

这三项改革举措都很重要，也都很困难。但从历史上看，几乎所有新兴经济市场在成长为发达经济体的过程中，都会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阶段，经历各种类型危机的洗礼。

因此我国的资本账户顺差也可能缩小，甚至变成逆差。要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与应对金融风险，最核心的政策是通过加快国内经济的结构调整以夯实经济增长基础以及稳定投资者信心，而资本账户的后续开放则需更加谨慎。

未来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新动力源自服务业。例如，如果全国的房价地价都下跌三分之一，那么商业银行的资本金就会发生相当大的损失。

我们曾经做了一个估算，中国商业银行放出去的贷款中，有百分之四五十左右，都跟土地和房产的价值密切相关。如果政府能够真正推进国内的结构性改革，中国经济能够保持一个较快的增长速度，帮助我们在未来十年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第三，我总觉得中国经济不可能一直那么幸运，我们保持了三十年高速增长，而且迄今尚未经过危机的考验。过去一二十年，政府和企业从国民收入中拿得太多，居民部门获益太少。

你要清晰地知道你想到达何处，你才能顺利地游过去。所以未来几年内，需求萎缩加剧的产能过剩必然导致中国企业部门的去杠杆化，进而导致银行不良资产比率显著上升; 第二，银行体系的健康完全和房地产行业的健康绑定在一起。

新京报：质量差的表象是什么? 张明：资源被耗竭，环境被破坏，比如当前困扰北方很多城市的雾霾天气。但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外部需求开始萎缩。

一旦国际收支双顺差变成了一正一逆，或者说双逆差，那么我国的外汇储备就可能开始下降，人民币汇率就可能开始贬值，资本流出的压力会带来一些新的隐患。比较乐观的，像北大的林毅夫教授和复旦的张军教授，他们认为中国经济未来二十年还可能保持8%左右的增长。

但刀锋是很窄的，左右两边各有一个陷阱。利率上升将会导致私人部门的金融风险加剧，例如企业部门会加速去杠杆，房价会加速下调，而企业去杠杆和房价下调都会导致银行的坏账加速上升。中国现在似乎也具备这两个特征，房价或有局部泡沫，人口老龄化趋势正在加速。他们是基于一种乐观的愿景，即相信中国能够成功地实施结构改革，能够顺利地转变增长方式。

但未来的一些变化会使得双顺差逐渐消失。而为了减少相应的阻力，就需要维持一个比较快的经济增长。

在这种理想情景下，中国经济可能有很快的增长。根据审计署最新的调研，截止去年6月底，中国政府整体债务占GDP的比重在56%左右，但根据某些金融机构的估计,中国政府的全口径真实债务水平可能达到GDP的70%。

因为如果腐败没有得到遏制的话，高速增长的背后会产生很多扭曲。所以，拉美国家在1960年代以后，几乎是每10年一次在政府债务危机和通货膨胀之间轮回。